“全球化与社会发展论坛”第二期，聚焦世界体系下的中国农民工

     5月14日晚7：00，由马克思主义学院国际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主办、由学院研究生会承办的“全球化与社会发展论坛”（第二期），在研究生教学楼419举行。次此论坛的主题是“世界体系下的中国农民工：未完成的无产阶级化”。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副教授潘毅女士应邀成为本期论坛的嘉宾。我院国际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专业导师宋朝龙、袁方老师，国情所刘媛媛、周爱华老师，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会王涛主席以及各部负责同学，学院博士生、硕士生、部分本科生以及学校其他院系的研究生共80多人参加了本期论坛活动。论坛由我院国际经济与政治研究所负责人宋朝龙副教授主持。  

    潘毅首先从近三个月发生在富士康的八起员工自杀事件开始，分析了中国农民工的生存状况和心理层面令人堪忧的现状，分析了第二代农民工和第一代农民工的差别。农民工是伴随着发达国家制造业转移以及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过程而发展起来的。90年代，潘毅女士曾作为大学生从香港来到沿海，在一家电子厂打工，以便了解中国农民工特别是女工的境遇。潘老师根据自己在深圳工厂的亲身经历，讲述了中国东南沿海成为农民工群体的聚集地，工资低、劳动时间长、拖欠工资严重、工作生活条件恶劣，甚至比马克思《资本论》里描述的工人情况还要糟糕，也是现在条件下的农民工很难想象的。当时，中国女工的工资是香港的1/20。如此低廉的工资是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秘密，而低工资又因为中国的农民工没有完成无产阶级化的过程。作为无产阶级的工人，其工资包括劳动力生产和再生产的费用，其中包括工人以及工人子女的生活、教育、医疗等等费用。我国农民工的劳动强度是大的，但是工资却只是劳动力价值的一小部分。农民工把住房问题、子女教育问题、养老问题，等等都留在了农村。所以中国农民工的工资要远远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的工资。第一代农民工把打工只是作为回乡改善生活的手段，第二代农民工已经不可能回乡，他们已经无产阶级化，但是又尚未完成无产阶级化，因为城市也只是把农民工作为暂时的劳动力来对待。这种农村回不去、城市呆不下的困境是造成第二代农民工生存和心理危机的基本背景。潘毅教授从社会学的角度批评了那种仅仅从员工个人和员工心理来看待富士康连续跳楼事件的解释方式。在提问环节，学生还就中国农民工问题与法治、中西方工会组织的对比、农民工团体与NGO组织、农民工问题与媒体作用等问题和潘毅女士进行了深入交流。  

    潘毅女士还介绍了自己作为一个香港中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大学生如何走上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历程。潘毅女士，1992年和1994年分别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大学社会学系。1998年取得英国伦敦大学社会人类学博士学位。大学时代就曾从香港来到深圳，并在工厂打工和生活，写就《中国女工——新兴打工阶级的呼唤》一书，本书成功击败世界各地80位对手，夺得社会科学界世界级权威「美国C. Wright Mills 2005年最佳书籍」奖项，成为自1964年奖项创立以来首位亚洲得奖者。潘毅女士现为中国社会工作研究中心（香港理工大学与北京大学合办）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