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1月13日晚，“新视野系列学术讲座”第38讲在学院路新一楼B114教室举办。来自俄罗斯诺夫哥罗德大学的康斯坦丁（Konstantin S.KHROUTSKI）教授发表了主题为“有机宇宙论的当代发展——从二元论向三元论思想范式的转换”学术报告。讲座由我院赵庆杰教授主持，张秀华教授点评，同时还特地邀请著名俄语翻译家、北京师范大学的张百春教授当翻译。蔺庆春老师及我院的部分博士生、硕士生参加了本次讲座。
出席本次活动的专家学者
首先主持人赵庆杰教授对主讲人康斯坦丁教授和翻译张百春教授做了简单介绍。康斯坦丁（Konstantin S.KHROUTSKI）教授不仅是国际有机宇宙论学会的秘书长，还是《有机宇宙论与新亚里士多德主义》国际期刊的主编。他的关于亚里士多德有机宇宙论的研究在当代学界有很大影响。张百春教授是北京师范大学知名教授，被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授予俄罗斯国家高级奖章——普希金奖章，被哲学界誉为“架起中俄思想交流的桥梁”。赵庆杰教授的介绍点燃了所有到场学生的学习热情。
康斯坦丁教授在做报告
康斯坦丁教授从介绍自己就职的俄罗斯诺夫哥罗德大学切入报告主题，他向大家展示了学校的主楼——以智者亚拉斯拉夫命名的大楼，以及校徽的含义——蜡烛象征启蒙和光明。康斯坦丁教授还向大家展示了诺夫哥罗德城市的鸟瞰图，特别是千年俄罗斯纪念碑和圣索菲亚大教堂，将在场师生带入了那个开启俄罗斯启蒙和教育的美好时代。
在那个时代里，著名的美籍俄裔社会学家索罗金曾于1937年下过这样的论断：西方社会的有机体正处在两个时代交替的过渡阶段。康斯坦丁教授认为，八十年过去了，确实如索罗金所说，一个旧的文化时代已过去。然而，索罗金预言的新的文化时代还没有到来。索罗金在美国哈佛大学建立社会学系时曾对世界各地文献进行过深入研究，他得出结论：每一个新时代的开启都需要新的文化类型和意识形态，每一个文化体系都有一套意识形态（观念），每一种意识形态也都有自己的前提原则。康斯坦丁教授赞同这个理论，并且认为近年来中国提出的倡议对新文化时代到来具有重大意义。如习近平提出的：“中国文化发展的新方针、新时代”、“建设一个真实的相互联系的世界”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正如索罗金的理论，伟大战略的实施必须有新的文化基础，也必然带来新的时代要求，即：要从基础上对文化进行变革，以实现时代的跨越。因此康斯坦丁教授认为传统的宇宙论也需要变革。他表示这几年一直跟一些中国学者保持着联系，并就此问题不断进行延伸。如两年前就与北京师范大学的刘孝廷教授进行过沟通，2013年世界哲学大会和刚举行的15届国际宇宙论论坛也做过相关的报告，在2018年第24届国际世界哲学大会上，教授也将申请三次圆桌会议继续深入探讨这个问题。
传统的宇宙论就是从十七世纪开始统治着世界科学和人类进步思想的二元论宇宙论。尽管是在哲学意义上提出的，但也影响到了政治生活和国际关系。这种二元论的思维特点是强调斗争、冲突、征服（如对自然世界的征服）。毫无疑问，这种二元论是有效的，尤其是在技术、机械等非有机的领域。而一旦涉及到有机过程，如涉及到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的生命过程，这种依靠力量和征服的二元论逻辑就无法发挥作用。因此我们必然得出：以柏拉图为代表的西方二元论逻辑无法适应新社会的发展，而这一点在刚刚结束的党的十九大已经被明确提出来。康斯坦丁教授展示了两种类型的发展道路模型以说明二元论与三元论在思维上的不同：一是线性发展道路。特点是有起点、有方向、有阶段、平均化，如著名的进步理论。这就是传统的二元论思维的发展道路，只有对与错两极。二是螺旋上升道路。这是基于是三元论思维的发展道路。特点是非线性、异质性且有内在的动力。
正如索罗金所预测，新的文化时代即将到来，我们需要新的宇宙论原则。这种新的宇宙论不可能建立在西方旧的宇宙论基础上，而应该有自己的合法原则——包括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语言学、人学等当代所有的文化原则。中国的领导人提出的如“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一系列伟大策略正是为了适应新时代所做出的努力。如果中国人不提出这些策略，西方人必然提出依旧建立在自己的旧的宇宙论上一系列的理论，康斯坦丁教授认为这是很可怕的。因此，他庆幸中国领导人在这个关键时刻提出了这些理论。面对西方理论已不适应当前新时代，旧的语言、概念已无法建立新宇宙论原则的现实，康斯坦丁教授认为，这正是到了俄罗斯文化和中国文化可以做出自己贡献的时代。因此，针对以二元论逻辑为基础的西方宇宙论的不足，教授提出了以下四种挑战（也即我们需要解决的四个问题）：
第一，三元的现象在世界到处存在，我们必须承认世界是三元的。因而对世界的认识也是三元的，即在方法论上是三元的。为了说明世界的三元现象，康斯坦丁教授举了一些例子，涵盖了世界现象的方方面面。如组成物质的三种基本粒子是电子、质子、中子（物理领域）；人的三种状态是工作、休息、既不工作也不休息的维持生命的中间状态（社会领域）；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心理学领域）。
康斯坦丁教授说，四百年前，弗兰西斯培根用自己的《新工具》向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发出挑战，开启了近代经验主义的时代。四百年后的今天，我们又处在了培根当时所指责的同样的处境——像四百年前他质疑的那样，当代学者被过去束缚的状况又一次重演，他们没有发现最简单的真理，而是犯了与培根时代相同的错误——如同倒洗澡水同时也倒掉孩子那样全盘否定了亚里士多德。毫无疑问，17世纪是相对于古希腊和中世纪的新时代，变革是正常的，但康斯坦丁教授认为这种变革是过渡的。我们在当今应该抛弃培根那个时代，捡起被培根抛弃的亚里士多德的时代。真理是时间的女儿，学者们无法认识时代的真理而被过去的观念束缚，这是人类惰性的一种体现。这种惰性如今已经走向了建制化，这体现在人们对新的观念不接受，甚至去审判提出新观念的人。正象我们今天已经适应了线性的发展道路，很难从中出来。因而教授提出了第二点。
第二，必须要完成一个伟大的过渡——从二元论的思维过渡到三元思维，从强调对抗到强调共存。康斯坦丁教授认为，二元论的逻辑是非黑即白的，但对立的双方不能总是对立，更重要的是统一。就像三元论的逻辑一样，除了黑、白二色之外还有灰色。灰色并不是简单的黑白双色的结合，而是自我独立的状态。一个二元论的杯子非空即满，而对三元论来说，除了空杯、满杯，还有不空不满的杯子。教授指出，三元论的思维逻辑最早在中国的太极图中就体现出来了。
同中国哲学对三元论的重视一样，俄国哲学也对此提出过类似的观点。一位名叫Nikolay Petrovich Brusentsov的俄国学者曾对二元论进行了批判，认为其没有模糊也没有过渡，更没有共存的协同状态。Brusentsov还发明了世界上第一个三元计算机，与传统的基于二元逻辑设计的计算机不同，三元计算机不是运行在传统的0、1二进制编码上，而是基于0、1、-1的三个编码系统，因而是具有三元论思维的体现。正如中国也在制造量子计算机，量子计算机也是三元论逻辑，尽管还没有人对此进行过哲学层面的梳理，但无法否认三元论已经在经验上得到利用。康斯坦丁教授同时指出，我们无法否认二元论在近代以来对科技的贡献，我们也无法否认当今新社会的三元论转向。
第三，需要找到一套语言，使得学者能够在这个共同语言的基础上进行交流。康斯坦丁教授曾经学习了希腊语，在对亚里士多德的原文和英译文进行对比后，教授认为英译文在某种程度上对亚里士多德的原意有曲解。如，排中律与亚里士多德并无关系，亚里士多德其实赞成的是共存的规则。又如，英文将“隐德莱希”翻译为“现实”，这是很不合适的。前者是一个动态的概念，英文却没有译出这种特性。再如，“实体”的概念、“运动”和“变化”的概念、“潜能”和“现实”的理论，在英文“因果论”原则的翻译下完全变质了。甚至“质料”、“形式”也不是亚里士多德的原意上的“质料”、“形式”。总之，康斯坦丁教授通过希腊文和英文的对比研究得出，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其实是三元论而非二元论的，而这些在英译本中并未得到体现，这就表明了我们重新翻译亚里士多德文本的迫切性和语言这种工具的重要性。
康斯坦丁教授说，我们当然不能逼迫每位学者都去学习希腊文和研究亚里士多德。当今学者在各自的领域用自己的语言和概念建立了伟大的理论，但他们由于缺少一种共同语言，使得无法交流分享这些概念和理论。著名俄裔学者Romanovich Prigogine在他建立的非平衡态理论中提到，应该建立不止一套语言以便学者们沟通。康斯坦丁教授认为，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包罗万象，涵盖所有科学领域，甚至很多科学领域是他建立的。因此他当年建立的宇宙论体系毫无疑问是存在这种语言的要素的，这是一套带有有机论和整体论思想的语言。本来我们可以据此构建共同语言来应对第三个挑战，但遗憾的是，近代抛弃亚里士多德有机论的同时，也抛弃了这种语言。康斯坦丁教授说，有机宇宙论学会旨在复兴亚里士多德的这套体系，特别关注从中抽取语言要素，形成类似字母表的主要术语，以实现这套共同语言的建立。教授认为，英文有其局限，无法翻译出亚里士多德的基本含义和概念，而俄语、汉语是不同于英文指称体系的带有运动变化含义的语言，我们应该从希腊文直接翻译成俄文或中文而不经过英文这个中介，这样才便于我们对亚里士多德思想的理解，才能有利于我们构建普遍适用的学术语言。
第四，必须发展出一套方法，以适应二元论思维向三元论思维的转换。柏拉图二元论思维认为，一切力量都是外在的，如柏拉图的世界造物理论认为世界的产生是由外力引起的。而康斯坦丁教授提出另外一套建造世界的方式，即不借助外界的自身进化。正如细胞增长分化为器官再至人、植物自身生长成花园等。这与亚里士多德的“隐德莱希”是一致的。隐德莱希亦指每一事物所要达到的目的或潜能的实现，认为世界是内在力量驱动的。
康斯坦丁教授讲座的现场
康斯坦丁教授比较了建立在亚里士多德理论基础上的托勒密“地心说”（该体系核心是一切都像外层扩展，最后达到亚里士多德所说的第一推动力）和哥白尼的“日心说”，教授认为，无论是“地心说”还是“日心说”都不是一个对另一个的简单否定，而是各自有其存在的理由，我们应该以中国太极图的方式把二者很好的融合。以自然界的规律为例，柏拉图的二元论思维方式认为，事物发展靠外因，自然是平均的。万有引力、熵原理、电磁原理，都是近代以此为基础发展的机械原理。而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中既不讨论这些定律，也没有把世界分成有机和无机，或者区分物质和灵魂。世界是作为一个整体以内在驱动的方式发展的，如涌现理论的观点。与柏拉图的二元逻辑相比，亚里士多德的世界是异质的。康斯坦丁教授还以拉斐尔的画《雅典学园》中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为例来形象地说明二者思想的差异。柏拉图手指着天空，象征先验的超验的世界；亚里士多德手指着地下，象征回到事物本身。因此，我们要转变二元思路到三元思路，应回到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中，特别是他的有机宇宙论中，因为亚里士多德提供了整体的方法去研究事物的产生和运动，而不像二元论只研究了静态的东西。
康斯坦丁教授对以上四种挑战讲解完毕之后，提出了有机宇宙论学会对三种理性的区分，进而在此基础上给出了有机宇宙论的图示。三种理性是：1）亚里士多德的理性。是隐德莱希和型质论、目的论的；2）反亚里士多德理性、柏拉图理性。主要体现在物理和数学领域，在哲学上的体现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划分，是二元论思维的；3）亚里士多德与反亚里士多德理性放在一起的整体论理性。这不是简单整合，而是从整体上考察现象，强调整体的和谐。根据亚里士多德的宇宙论可画出如下的图示：一个球体，南北向两极分别为隐德莱希（北极）与型质（南极），呈等级发展。东西向两极分别为潜在状态（西方）与能（东方）。潜在状态+能，才构成事物。基于此基础上发展的有机宇宙论的图示为：球体的南北向两极：人学宇宙论、集体主义、隐德莱西（北极）和人类中心论、个人主义、二元论（南极）；东西向两极：梦境状态（西方）和醒来的状态（东方），中间将四方位联系起来，整体构成了发展状态。
我院师生认真聆听讲座
康斯坦丁教授也指出，亚里士多德思想在人类历史上有多次的恢复，每一个时代对亚里士多德的解释都不同。用计算机语言可表示如下：1.0版本是亚里士多德本人的思想，2.0版是中世纪的解读，3.0版是文艺复兴时期的解读，4.0版是苏联时期的解读，而5.0版本就是今天我们要做的，在新时代重建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为此，康斯坦丁教授提出我们可以借助的三大潜在资源：一是亚里士多德的宇宙论，二是中国文化及东方文化，三是欧亚的新亚里士多德主义（以俄罗斯为代表建立的文化形态），它们都是三元论的。
最后，康斯坦丁教授给出了结论：1）今天的世界是三元论的世界，但目前占主导地位的逻辑依然是二元论的。因此向三元论过渡不仅是理论要求更是现实要求。2）我们应该解放有机论三元论——被二元论束缚的资源。这并不是把二元论柏拉图的思维体系抛弃，而是在此基础上进行重建。3）由于学术体系一直以来建立在二元论基础上，所以要重建三元论还有很大的困难。4）一方面，亚里士多德自然主义的宇宙论包涵的资源是无限的，我们应该重新回到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中找寻三元论思想。另一方面，我们还应该借助已有的三元论的文化资源，如中国的太极阴阳理论。如果今天不借助这两方面的资源，很难走向新的时代。这就是康斯坦丁教授成立有机宇宙论学会以及创办《有机宇宙论与新亚里士多德主义》杂志以来所做的努力。
主讲结束后，主持人赵庆杰教授对康斯坦丁教授和张百春教授表示感谢。特别地，赵庆杰教授对于康斯坦丁教授在汇报中关照当前的中国现实，并看到中国文化的贡献表示了赞同。
在提问环节，有学生希望康斯坦丁教授能够将中国的新理论同西方提出的新概念，如德国的“工业4.0”等予以比较。康斯坦丁教授回答道，自己得知中国的这些倡议是从英美媒体获得的，因而这是全世界对中国伟大战略的评价。至于德国人提出的工业4.0，个人认为，社会的发展不应以技术为中心，而应以人内在需求为基础。如果当今时代已经发展到了赛博时期，在赛博占据统治地位后，是否还能兼顾到人？因此教授认为，就中国和德国提出概念的视角来看，“工业4.0”的伟大程度不如中国“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论。
张秀华教授在再次感谢康斯坦丁教授和张百春教授后做出了精彩点评。她说康斯坦丁教授的思想丰富、厚重，正是得益于张百春教授的翻译，我们才能领略康斯坦丁教授思想的内涵。接着张秀华教授从四个方面对康斯坦丁教授的报告进行了回应。
首先，康斯坦丁教授有很强的危机意识，正如海德格尔所说的“急难”意识。他在全球视野下给予人类思想进行了定位，即仍是二元论思维的，这就迫切需要我们为其变革付出行动。第二，康斯坦丁教授具有很强的批判和反思意识。他批判传统的二元论思维方式，但不是全盘否定；承认二元论思维对现代数理科学的贡献，但否定了它在有机世界、生命和未来的应用。用数理逻辑来讨论世界是不行的，会丢掉异质性、丰富性和有机性。第三，康斯坦丁教授在报告中提出了五个“新”——新时代、新文化、新意识形态、新宇宙论、新三元论。这体现了康斯坦丁教授的思想不是悲观的走向悲观主义，而是一种盼望性的努力——要拯救被培根和近代世界抛弃了的三元论。第四，康斯坦丁教授在讲解的过程中不仅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方面阐释了三元论，而且在语言学、文化学、人类学上说明了三元论。所以，这不只是传统意义上的思维方式重建，而是要全方位重建三元论范式。
张秀华教授还说，从康斯坦丁教授的报告中，我们看到了一位学者的信念与担当——在批判现代性中拯救现代性的担当。从这个意义来看，一个学者就是一个启蒙者。进而，她高度评价了康斯坦丁教授作为秘书长的国际有机宇宙论学会的工作，认为这是一种返本开新的努力：返本是抛弃带有西方局限性的被曲解了的亚里士多德，回到真实的亚里士多德有机宇宙论；开新是在创新的基础上，借助康斯坦丁教授提到的三大资源（即亚里士多德的宇宙论、中国文化及东方文化、欧亚的新亚里士多德主义），使亚里士多德的有机论从1.0顺利升级到5.0版本，从而拯救亚里士多德的有机宇宙论、拯救现代性的危机。
最后，赵庆杰教授再次感谢报告人康斯坦丁教授、翻译张百春教授以及点评人张秀华教授，感谢参加本次活动的蔺庆春博士和硕士、博士研究生同学们。
报告结束后部分同学与康斯坦丁教授、张百春教授和马院老师们合影留念
本次讲座由马克思主义学院与北京高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中国政法大学）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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